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MELITZ,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2]Bernard,A.B.,Jensen,J.B.,Redding,S.J.,and Schott,P
[1]MELITZ,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
[2]Bernard,A.B.,Jensen,J.B.,Redding,S.J.,and Schott,P.K.,The Margin of US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 2) : 48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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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受创严重,经济发展各项指标急剧下滑,显示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太大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势力,中国的贸易对象逐渐由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0—2017年的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大致情况:中国对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出口额逐年上升,且中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比例从2000年的11.88%上升到2017年的23.13%,上升了将近一倍;中国从新兴市场各国的进口额也在逐年攀升,且新兴市场占中国总进口份额比重越来越高,从2000年的14.13%上升至2017年的17.04%,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规模和贸易潜力日趋扩大。一、文献综述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认为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使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发挥作用[1],且每种产品的贸易成本都不一样(Bernard,2006)[2],因此公司内部需要对生产进行调整。贸易成本是指商品在到达最终消费者手里之前,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减去生产边际成本(Anderson & Van Wincoop,2004)[3],它包含了运输费用、关税和非关税、信息成本、汇率成本、合约成本、法律成本以及分销成本(冯晓玲,2018)[4]。衡量贸易成本的方法有两种: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法。直接测度法选用一些可以直接观测得到的或某一类别的贸易成本作为总体贸易成本来进行衡量,例如Venables(2001)在研究时将运输费用、保险费用以及关税加总作为贸易成本[5],但是该方法存在很大的缺陷,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现如今已经成为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影响值很难被测量到,因此会造成较大的误差。Anderson(2003)在传统引力模型中融入贸易成本,从多方面来测算贸易成本,但是他假设双边贸易成本是对称的,与实际情况不符[6];其后Novy(2006)改进了该模型,发现了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并且认为双边贸易与贸易双方各自的国内贸易对贸易成本影响极大[7];Melitz(2008)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贸易成本进行分析与计算[8];Novy(2011)在其后证明了Novy模型可以在企业异质性模型中被推导出来,之后的学者在测算有关贸易成本的指标时,多数采用Novy(2011)模型[9]。关于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Hummels(2002)发现国家码头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据了大部分的运输成本,小的经济体无法克服这么大一笔投资来进行国际贸易[10];Felbermayr & Kohler(2007)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减小贸易壁垒对各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11];Jacks et al(2008)提出关税、距离、汇率以及是否为殖民地都是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12];同时,不同国家的公司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为了搜索到合适的合作伙伴,需要付出大量的信息成本,如果两个公司曾经有过贸易历史,那么信息成本将会低于未发生过贸易的公司(Rauch,2001)[13];王洪涛(2014)提出,是否具有共同边界、文化是否有差异以及汇率水平都会影响到贸易成本[14];另外,双边人均GDP差值、人口规模、距离因素、贸易国开放程度都会对贸易成本产生影响(熊立春、程宝栋,2017)[15]。周丹(2013)测量了金砖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的弹性,发现弹性变化幅度较大[16];李国鹏、王绍媛(2018)发现经济一体化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但是存在一定的时滞性[17];吴红梅、程宝栋(2018)发现中国与巴基斯坦1996—2015年双边贸易成本变化趋势呈波浪形,但是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18]。国内外关于测度贸易成本的文献较为丰富,且大多数学者利用Novy(2011)模型来测度双边贸易成本,而国际上关于新兴市场的研究较少,对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贸易成本的测算几乎没有。巩固和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良好的国际关系所需要,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利用Novy(2011)模型,测算中国与新兴市场各国2000—2017年的贸易成本,并分析其变化趋势,研究选取的样本时间较长,样本国家为具有代表性的金砖国家和金钻国家,研究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其中,利用引力模型分析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成本的因素,分析双边贸易成本波动的原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贸易成本的测算(一)测度方法根据Anderson和Van Cincoop(2003)的一般均衡模型:(1)其中,等式左边为i国向j国的出口额,等式右边的Yi、Yj分别为i国与j国的名义GDP,Yw=∑jYj则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名义GDP之和,Cij为i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成本,Pj∏j分别为i国与j国的价格指数,σ>1为产品的替代弹性。根据此式可以推断出j国向i国的出口额计算公式:(2)Novy(2010)将上述公式延伸为i国自身的国内贸易,得出下列公式:(3)其中,Xii、Xjj分别为i国与j国的国内贸易额,将(3)式简化后可得到:(4)将(1)式乘以(2)式得到:(5)将(4)式带入(5)式化简得到:(6)由于贸易双方国的贸易成本是不对称的,即Cij≠Cji,且各个国家自身的国内贸易成本也是不对称的,即Cii≠Cjj,Novy(2013)将(8)式的两边开平方根后减去1,得到了最终的贸易成本计算公式:(7)关于国内贸易的数据难以直接获得,Shang-JinWei(1996)曾提出“国内贸易等于国内总收入减去总出口”,即Xii=GDPi-EXi,其中EXi=∑i≠jEXij,Anderson(1979)认为GDP中包含了如服务这些不可贸易的产品,应加入可贸易品份额s来矫正,即Xii=S(GDPi-EXi),于是将贸易成本测算公式具体化为:(8)(二)数据来源与参数设定本文利用Novy(2013)模型来测算2000—2017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在样本选取上,选择新兴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金钻十一国”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国作为代表国家,采用2000—2017年的贸易数据,测量中国与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各国的GDP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数据库,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总出口额及其相互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由于双边贸易成本的表达形式为比值,平减指数对其计算结果没有影响,因此数据均采用当年值。S作为两国可贸易品的份额,其数值越大,说明该国的出口潜力越大,但是这个数值无法直接测量到,Evenett和Keller(1994)发现各个国家的可贸易品份额介于0.3~0.8之间,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时将其设为0.8,因此本文亦将其设置为0.8。σ是产品的替代弹性,该数值越高说明产品的可替代性越高,容易受到贸易成本的影响,成本越高,对产品的需求越少,Anderson&Wincoop(2004)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σ介于5~11 之间,本文借鉴Novy的方法将其取中间值8,更具代表性,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不同商品替代弹性下双边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本文还考虑低替代弹性(σ=5)和高替代弹性(σ=10))这两种情况。(三)贸易成本测算结果分析下图为在商品替代弹性分别为5、8、10的情况下,2000—2017年中国与新兴市场总体的平均贸易成本。从图中可以看出,σ取不同值时,双边贸易成本差异较大,但整体变化趋势相同。以2017年为例,当σ=5时,贸易成本为2.34,当σ=8时,贸易成本为0.98,当σ=10时,贸易成本为0.88,由此可见,当商品的替代弹性不同时贸易成本差距略大,且贸易成本与商品替代弹性呈负相关。从下图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边贸易成本整体呈下降趋势,以σ=8为例,2017年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为0.98,比2000年的1.33下降了26.23%,说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各国的平均贸易成本在这17年里大幅下降。从下降的趋势来看,2000—2008年下降趋势明显,以σ=8为例,2008年的贸易成本相对于2000年同比下降26.06%,分析发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各国签订了单边特惠贸易协定( OWPTA)、双边特惠贸易协定(TWPTA)、自由贸易协定(FTA)和深层次自由贸易协定(DFTA),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壁垒对贸易成本的影响;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低迷,各种经济指标急速下降,国际贸易受到很大冲击,以美国为首的各个国家开始实施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贸易,中国对新兴市场各国的平均贸易成本也发生轻微的反弹,但是仍然低于2000年的贸易成本,整体上还是呈现下降趋势,说明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具有一定的的冲击,但没有对发达国家的冲击强烈;之后在2010—2014年,中国与新兴市场各国平均贸易成本虽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很小,2014年相对于2010年仅下降了1.87%,因为2010年的贸易成本基数同2000年相比较小,也说明了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逐渐趋于稳定;受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2015—2017年则呈现轻微的上浮趋势,但上涨幅度很小,2017年相对于2015年上涨了仅2.78%。由于在不同的贸易弹性下,贸易成本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并且本文研究的是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因此将借鉴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将商品的替代弹性设置为8,且下文将围绕σ=8来讨论。表1为商品替代弹性为8时,中国与15个新兴市场国家2000—2017年的贸易成本测算结果。图 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2000—2017年不同σ下的总体平均贸易成本从表1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2000—2017年,新兴市场的贸易成本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时间趋势来看,中国同新兴市场中大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在2000—2008年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9年略有回升,2010—2014年小幅度下降,2015—2017年有所回升,这一趋势与新兴市场的平均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相同,说明国际贸易容易规模性地受到重大国际经济事件影响。其次,从双边贸易成本值来看,越南、巴西、伊朗、墨西哥、尼日利亚这五个国家的贸易成本分别下降50%、37.24%、37.42%、37.2%和33.33%,下降幅度排名前五。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后,1986年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这个政策的实行,使得越南在之后的30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式发展,与中国的贸易成本也大幅下降,而俄罗斯、印尼的下降幅度则很小,说明中国与他们的贸易成本有一定的下降空间。中国与新兴市场各国的贸易成本差距略大,将贸易成本为0~0.7划分为低贸易成本国家,0.7~1划为中等贸易成本国家,大于1的则为高贸易成本国家。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与新兴市场中大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都属于高贸易成本,包括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尼日利亚、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孟加拉国,其中,孟加拉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最大,为1.4827,是最低贸易成本国越南的2.4倍,2000—2017年,俄罗斯、印尼、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成本平均值分别为0.8344、0.8544和0.8872,属于中高贸易成本国,而低贸易成本国只有韩国与越南。表1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σ=8)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平均降幅(%)-数据来源: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和Worid Bank数据库计算所得三、中国与新兴市场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一)模型设定引力模型一直是研究贸易成本的主流方法,本文采用传统的引力模型研究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具体模型如下所示:Cijt=β1disij+β2gapijt+β3openjt+β4borderij+β5ftaijt+εijt(9)其中,Cijt是t年中国与j国的双边贸易成本,disij代表中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openjt是j国在t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boderij意为j国与中国是否接壤,ftaijt指j国在t年与中国是否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由于距离、人均GDP之差、人口数量这三个变量的数值相对来说比较大,因此本文将其对数化,从而增强模型稳健性和实证结果显著性,改善后如下所示:Cijt=β1ln(disij)+β2ln(gapijt)+β3openjt+β4borderij+β5ftaijt+εijt(10)(二)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2000—2016年尼日利亚、韩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俄罗斯、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孟加拉国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贸易成本的因素做实证分析。具体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如下:第一,利用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代表贸易双方国的运输成本,距离越大,贸易成本越高,数据根据time and date.com网站中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所得;第二,两国贸易的人均GDP之差绝对值,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贸易双方之间的收入差距,差距越小说明两国人民的收入水平越接近,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发生贸易,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第三,对外贸易依存度,本文采取传统做法认为它是“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数值越高说明该国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也就越容易与该国进行贸易,其中进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GDP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第四,为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接壤,两个领土接壤的国家的联系较为密切,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较多,数据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的world fact book,若有共边界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第五,也是虚拟变量,是否与中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该变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贸易两国进出口贸易开放度,“签订”取值为1,“未签订”取值为0,认为双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更加有利于双边贸易,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上信息整理所得。(三)实证结果及分析本文采用Stata15软件对2000—2017年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使用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回归,并采取逐步回归法,用于验证模型有效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成本影响因素方程1方程2方程3方程4方程???(0.023)0.184???(0.023)0.097???(0.023)0.084???(0.024)0.064???(0.023)???(0.016)-0.08???(0.014)-0.083???(0.014)-0.095???(0.014)???(0.001)-0.005???(0.001)-0.004???(0.001)??(0.036)-0.125???(0.035)???(0.045)_???(0.2)0.035(0.245)1.074???(0.256)1.227???(0.261)1.493???(0.251)....558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15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解释变量的增加,R2的值从一个解释变量的0.235增加到5个变量的0.515,R2越来越大,说明方程拟合度越来越好,且每个控制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合,说明方程具有可行性。从回归结果来看,贸易距离对贸易成本呈现显著的正面影响,阻碍了两国之间的国际贸易,且显著水平较高,说明贸易两国的贸易成本与贸易距离呈正相关。贸易距离每上升1%,贸易成本将上升0.064%,这和上文中国对韩国与越南的贸易成本较低相呼应,这一结果充分表明距离没有消亡,仍然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梁琦,2004)。随着交通与通讯行业的发展,运输成本不断下降,但是新兴市场中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远,是制约中国与其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网普及,对缩小贸易成本至关重要。中国与贸易国人均GDP差额对贸易成本呈负效应,且显著水平较高,表明中国与贸易国人均GDP越接近,贸易成本反而越大。这个与预期相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一点很容易解释。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人均GDP比较低,但是GDP总值比较高,全国经济发展比较快,且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进口产品多为发达国家的高新产品,出口产品多为依靠劳动力优势的产品,因此出口地通常为美国、日本、中国香港、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新兴市场多数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人均GDP相差较小,生产模式与中国相似,甚至国内产业结构现状远远落后于中国,造成两国间产业结构差异较大,阻碍了中国与其贸易的发展,增加了贸易成本。贸易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贸易成本呈现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贸易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中国的贸易成本越低。实证结果显示,对外依存度每上升1%,贸易成本下降0.004%,从贸易依存度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该国对外开放程度也就越高,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越南、韩国与菲律宾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贸易成本相对也较低,中国容易与其发生国际贸易,并且可以有效减少贸易成本的支出。贸易两国是否有边界和是否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呈负相关,且实证结果较为显著。是否有共同边界的系数为-0.125,贸易两国之间有共同边界的,文化习俗以及消费习惯较为相似,且交通运输也比较方便,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且贸易成本较低。其中,是否签订贸易协定的系数最大,为-0.248,说明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成本的作用效果最大。中国在2003年、2010年、2003年分别与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大幅降低两国间的关税税率,说明商业环境的改善和关税的下降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四、结论与建议本文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运用Novy(2013)模型测算了2000—2017年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从整体上来看,贸易成本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尽管中间有稍微的波动,但是总体来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我国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外开放的程度逐年提升;其次,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成本差异较大,从2017年的对外贸易成本来看,韩国和越南属于低成本贸易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属于中高贸易成本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伊朗、孟加拉、土耳其、埃及都属于高成本贸易国,其中孟加拉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最大;最后,通过面板数据对中国与新兴市场的影响因素做了回归分析,发现国际贸易仍然没有逃脱“距离的暴政”,而人均GDP之差、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拥有共同边界以及是否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均对贸易成本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们应当积极探讨如何有效地降低贸易成本来推动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发展。基于中国与14个新兴市场国家2000—2017年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加强交通、互联网、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物流体系,减小“距离的暴政”带来的影响,从而降低贸易成本;其次,对外贸易依存度表明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应该进一步提升对外贸易依存度,从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与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技术合作,促进国际贸易;最后,加快自贸区的建设,从影响因素中可以看出,签订双边贸易自由协定有助于缩减贸易成本,中国已经与新兴市场中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且与这几个国家的贸易成本确实低于未签订的其他国家,因此应当加紧对新兴市场及其他国家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部署,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参考文献[1]MELITZ,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6):1695-1725.[2]Bernard,A.B.,Jensen,J.B.,Redding,S.J.,and Schott,P.K.,The Margin of US Trade[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 2) : 487-493.[3]Anderson,J.E.and wincoop, Cost [J].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2004,(03) :691-751.[4]冯晓玲.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8,(2):18-35.[5]Venables, , Geographical Disadvantage, Transport Costs and Trade[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1,15(3):451-479.[6]ANDERSEN, J., BOGETOF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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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Costs in the First Wave of Globalization [J].Exploration in Economic Misery, 2010,47(2):127-141.[13]Rauch,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2,(84):116-130.[14]王洪涛.中国创意产品出口贸易成本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4,(10):132-143.[15]熊立春,程宝栋.中国林产品贸易成本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11):25-35.[16]周 丹.金砖国家间双边贸易成本弹性的测度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3):66-81.[17]王绍媛.经济一体化对出口二元边际影响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8,(4):68-78.[18]吴红梅, 林方升,程宝栋.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成本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研究[J].南亚研究,2018,(3):77-88.
文章来源:《中国对外贸易》 网址: http://www.zgdwmy.cn/qikandaodu/2020/0916/3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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